面对高校毕业生激增下的就业难题，年轻人该如何突围？

2025届的高校毕业生，预计将达到1222万的新高峰，远超前几年的数据，更是20年前的8倍。这样的增长速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。然而，从人口出生的趋势看，未来15年，每年毕业生的数量都将达到1600万以上，累计下来，未来将会有超2亿人进入就业市场。

伴随着毕业生数量激增，高等教育本身也陷入了困境。在学历贬值的同时，教育成本却在不断攀升。今年，已有超50所高校宣布上调学费，公办高校涨幅普遍在10%到50%之间，民办高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费用更甚，个别专业学费已高达每年10万元上下。这导致许多普通家庭，尤其是农村家庭，无力承受高昂的教育投入。

学费普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，第一，部分地区的财政补贴占比已经大幅下降，迫使高校必须通过提高学费来填补收支缺口。各地差异化的定价机制，使得工科艺术类等学科的学费涨幅更为显著。第二，高校的基建扩张、薪酬支出增长等额外成本，最终也都是由学生家庭来承担。

学费越来越贵，但是大学生找工作却越来越难，究其根源，就在于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脱节。虽然教育部对一些就业率低的专业进行了调整，但高校体系的天然滞后性，使其难以跟上中国产业快速迭代的步伐，导致大量毕业生不掌握市场所需要的技能，就业自然就成了问题。

巨大的毕业生基数，叠加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，共同推高了就业竞争的激烈程度。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趋势数据，去年仅有55%的高校毕业生，在毕业后有了明确去处，而硕博研究生的这一比例更是低至30%，反倒是专科生的就业率是各个学历段里最高的。

虽然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青年失业率环比有所下降，但是这种下降部分得益于季节性因素和政策支持，并不能掩盖青年失业的深层次问题。

首先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社会整体失业率实际仍在上升，今年前5个月，每月的失业率均显著高于2024年同期。其次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青年失业率是中高龄群体的数倍，青年仍然是就业市场中最脆弱的群体。第三，短期失业率数据的改善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临时措施的驱动，如刺激消费带来的零售餐饮等低门槛岗位的增加，以及各类一次性就业补贴。

究其本质，大学生就业的核心困境在于：多数传统产业，难以创造出足够多的、能匹配大学生技能水平和合理薪酬预期的高质量岗位。这就造成了产业升级滞后，与人才供给过剩之间的矛盾。一方面，某些产业无法充分吸纳高等教育人才；另一方面，部分行业，例如基础制造业，虽然存在大量岗位空缺，却因工作条件、发展前景或薪酬待遇与大学生的期待存在巨大落差，从而缺乏吸引力。

此外，就业环境中的公平性问题不容忽视。某蒙古族女演员、协和4+4这些事件频频爆出，严重冲击了普通年轻人的奋斗信心，加剧了社会对阶层固化的担忧。这些案例产生的负面影响巨大，因为它们动摇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基本社会共识。

目前应对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主要政策导向，仍然是侧重于帮助毕业生适应现有岗位。这虽然是必要的，但效果有限。真正的关键在于，如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、能吸纳高等教育人才的新岗位，这就要求从产业端和教育端同时入手。

在产业端，我们迫切需要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升级，提升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，从而创造出足量的、适配大学生能力的高质量岗位。政策不能仅停留于补贴扶持个别风口行业，更需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激发传统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。

在教育端，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需要彻底改变。高校必须直面市场需求，按需设置专业。教育体系必须建立更加灵敏的市场反馈机制，动态调整专业布局和培养方案，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。

为了提升就业市场的效率和公平，必须强化劳动法的执行力度，特别是在薪资透明度和岗位职责描述规范化方面下功夫。除此之外，一定要想办法降低年轻就业者们的劳动维权成本。年轻人在维权经验和经济抗压能力方面都很薄弱，法律设置的再完善，维权门槛太高一样起不到效果。

政务信息的透明化也是重要环节。数据不应仅作为管理工具，更应视为解决公共问题的核心资源。提高政务信息的透明度，有助于接受公众监督，增强公信力，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最终惠及包括年轻人在内的所有民众。